嚙齒動物對人類的危害遍及衛生、農業、工業、交通等等方面，中外古籍中均有大量記載。僅就我國甲、乙類法定報告的傳染病而言，近10年來每年報告的與鼠類密切相關疾病的病例數，以腎綜合征出血熱最多，約3-5萬；鉤端螺旋體病次之，從數千至數萬不等，兩病病例數都相當可觀；鼠疫患者雖然僅有數例至數十例，但潛在威脅很大，造成的損失不少。至于對農業等造成的經濟損失乃至社會影響，每年都相當巨大。因而，害鼠治理一直是廣大群眾關心的熱點之一，也是有關部門實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個方面。
   害鼠是嚙齒動物的一部分。嚙齒動物是否對人類形成危害，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其一是物種。在我國約200種嚙齒動物中，能夠充當鼠疫等疾病主要宿主者不足十分之一；可能造成農業等危害的，種類也相當有限，遠非“凡鼠必有害”；其二是密度。即使屬于能夠形成嚴重危害的嚙齒動物，也只有在其密度超過某一閾值時才是名副其實的“害鼠”；其三是與人類的接觸機會。只有生存在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范圍內的，才有可能造成危害。因此，治理嚙齒動物如要達到防病目的，首先應有的放矢，主要矛頭指向害鼠，將其密度降到足夠低的水平，或將其隔離在人類生活和生產環境的范圍之外，并保持一段時間。經過長期的努力，人類在害鼠治理領域確已取得長足進步，掌握了越來越多的主動權。但整體看來，不能滿足人們日益提高的需要，尚有不少方面應該改進，這涉及技術、組織、管理、觀念等等方面。為此而作出的努力，形成了若干不容忽視的動向。
 1、綜合治理：綜合治理概念的產生和發展，是濫用農藥的必然后果和對策。
    鼠害和鼠害治理是歷史悠久的課題。但長期以來，由于缺乏足夠的知識和技術，人類無可奈何，只能被動應付。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少鼠藥相繼開發，形勢開始改觀。磷化鋅、碳酸鋇、紅海蔥以至氟乙酸鈉的使用，使大面積滅鼠成為可能。50年代以后，羥基香豆素和茚滿二酮類抗凝血慢性鼠藥的問世，標志著鼠藥研究的重大突破。從此，在精心組織的前提下，成片治理鼠害成績斐然，有些地區宣稱已經達到“無鼠”狀態；以藥物滅鼠為主要手段控制鼠疫的流行已是成熟的技術措施，達到“水到渠成”的境界。至20世紀50年代，甚至使一些人產生“從此控制鼠害不是難題”的過于樂觀的估計。這一階段，鼠藥的品種和產量迅速增加；鼠藥在害鼠治理工作中占有絕對優勢地位。但是，鼠藥的大量和反復使用，不僅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至少也帶來了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誤傷非靶動物：許多鼠藥具有廣譜毒性，不僅對鼠類有毒，而且兼及禽、獸和人類。尤其是某些強毒急性鼠藥，如毒鼠強、氟乙酸鈉等相當穩定，在自然界很難分解，對非靶動物的傷害，無論由于誤食還是二次中毒，都非常嚴重。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每年農藥中毒者約10萬人，其中鼠藥中毒占70%；在鼠藥中毒者中，由毒鼠強引起的又占65%。特別嚴重的是，強毒急性鼠藥除因使用不當，導致誤食中毒或二次中毒事故外，還被越來越頻繁地用于謀殺作案。近年來，一次投毒導致數十以至數百人的群體中毒惡性事故屢有發生。鑒于形勢空前嚴峻，在國務院統一指揮下，中央9部委于2003年5月成立了全國毒鼠強專項整治工作小組，加強工作。半年之內，破案2321起，取締非法經營攤點2.3萬余個，收繳強毒急性鼠藥毒餌105噸.重拳出擊，收效很大。但是，事故仍未杜絕。鼠藥中毒事故除引起國內媒體關注之外，影響已越出國境。例如，2003年10月，Croddy E在Archives of Toxicology上以“聚焦毒鼠強：中國鼠藥與食品安全”為題進行了長篇綜述和評論。其中包括“三步倒”、“一掃光”等在美國、馬來西亞引發的安全事端。
   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轟動全國的“邱氏鼠藥案”，已經顯示了濫用還是禁用強毒急性鼠藥的斗爭。此案雖以邱滿囤敗訴和國務院取締邱氏鼠藥廠而告一段落，但強毒急性鼠藥禁而未絕，幾年之后沉渣泛起，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這些藥作用快，滿足了急于求成的心理；同時，合成容易，價格相對較低，生產和銷售者因有暴利可圖，不惜鋌而走險。顯然，要真正解決問題，在嚴格禁用并查抄強毒急性鼠藥的同時，要認真疏通渠道，推廣慢性鼠藥以取而代之；進而應該普及綜合治理策略，鏟除強毒急性鼠藥的應用基礎。
   其二，降低治理效果：反復大量使用鼠藥，即使是國家推薦使用的慢性鼠藥，效果亦將每況愈下。著不僅因為耐藥性或抗藥性的產生，更因為鼠類的高度適應能力，或稱生態學抗藥性。藥物治理引發抗藥性固然是現實問題，抗藥系數可達100以上，但其嚴重性遠不及節肢動物的藥物治理。害鼠治理效果漸降的主要原因自當歸因于種種適應的產生。鼠類是比較高等的溫血動物，人類對它治理的過程，同時伴行著淘汰和訓練。投放毒餌后，接受者多死，而不接受者多存，不接受者比例上升。再用毒餌時，不接受者多數仍不接受，滅效肯定下降。總體上說，嚙齒動物是進化過程中的強者，能夠適應環境的變化。因此，必須從治本入手，營造不適合其生存、繁殖的環境，采用物理的、生物的治本措施，盡量減少鼠藥用量，從減少繁殖入手，實行綜合治理。
   在生態系統中，各個物種均處于特定的食物鏈或食物網之中，都是當地生物群落中的成員。因此，治理有害生物必須顧及對整個生態系統的長遠影響，要充分利用自然界抑制其繁殖和危害的條件，有效地使用各種措施，從而經濟、有效、安全地控制其密度；同時，盡量避免產生副作用。迄今，綜合治理已是大勢所趨，但具體實施辦法尚需探索和完善。
2、治理專業化
    通過治理鼠害來取得比較滿意的控病效果，通常需要做到：在足夠大的范圍內把主要宿主的密度降到流行閾值以下，例如，在達烏爾黃鼠鼠疫疫區，將黃鼠密度降到0.2只/nm2以下；并且保持較長時間，例如1個月。這和一般“除四害”活動中的滅鼠不同，與農業害鼠的治理也有差別。至少，要求治理后的剩余密度不一定恰好相同。過去的大量實踐證明，應用現有技術，人字為戰或政府只發號召而不強化組織，是難以達到上述指標的。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的害鼠治理逐漸形成了兩種組織模式：其一是政府號召、專業部門指導、群眾動手的“除四害”模式，另一是政府直接領導組織，在專業人員參與下，由受過培訓的專業隊員實施的專項治理模式。后者如在重點鼠疫疫源地開展的滅鼠活動。兩種模式對比，前者聲勢大，覆蓋面廣，但組織比較松散，責任不夠明確，工作粗放，且工作后不進行實際效果考核；因而剩余鼠密度較高，工作開展不平衡。后一種模式覆蓋面較小，但組織嚴密，責任明確，要求嚴格，全程質量控制，活動后監測效果，因而剩余密度低，但政府支出大。兩種模式在運行一段時間后，逐漸形成分工；在需要以第二種模式治理的地區，一般的“除四害”活動退居次要位置。不過，雖然一個粗放，一個精確，兩種模式差別明確，但均屬政府行為，不僅均由行政領導出任指揮，而且大部分以致全部經濟支出由政府承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兩種模式的運作都很順暢。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按第二種模式運作的試點都曾取得很大成績，當然也都付出較高的成本。
    在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化轉軌之后，兩種模式的運轉均遇到問題，某些原已潛在的缺陷逐漸顯現。諸如“除四害”活動中強調全面覆蓋，超量用藥，但群眾參與積極性頗不相同，除鼠知識不夠等等，導致藥量雖大但到位不足，不僅影響效果，浪費藥餌，而且污染環境，威脅非靶動物安全，等等。至于按第二種模式運作，難度更大。過去由政府全包，籌款備物，調集人力的模式不符合相關政策而難以為繼。按現行政策，活動的組織部門必須按合理標準支付勞動報酬并解決工作、生活條件，為此大幅度增加了成本，超過了基層政府的承受能力。至于過去有些地區提出的“滅鼠拔源，保衛首都”的口號更不可行，現在按照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若提出此口號，理應由首都出資，不能無償使用外地人力。由于上述種種原因，不少疫區目前只能監測，無力高效治理，使大部分工作停頓或低標準運作。
    在鼠害嚴重而原有組織模式運轉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專業化除害形式應運而生，而且迅速發展。這支力量為企業、單位、家庭提供有償服務。他們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為了節約成本，他們盡可能提高效果和效率，工作務求快捷，投藥力求節省，而且按合同要求的密度標準工作，在正常情況下，效果和效率遠遠超過群眾自行操作，減少了污染和對非靶動物的危害，受到了越來越多客戶的承認。專業化服務并非創新，國外早已有之，但移植到我國，仍然經歷了坎坷。迄今在一些地方，已開始試點，由政府招標，專業隊伍承包服務，取得了比較滿意的效果。當然，由專業隊伍服務需要客戶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且需要公眾在認識上實現從依賴政府到自負其責的轉變。
    為控制鼠傳疾病而開展的治理活動，更需要專業隊伍。過去的工作證明，凡取得實效者都是由專業或準專業隊伍操作的，整個活動完全由政府組織、領導和支持，和目前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的專業隊伍有本質上的差別。需要專業隊伍的主要原因是：技術方法收效必須有良好的組織措施予以保證；一定的技術和特定的組織形式相結合，能夠達到的效果都有一定的限度。多次實踐證明，大面積治理害鼠完全由群眾操作，往往達不到控制、減少疾病的效果；必須依靠組織嚴密、訓練有素的隊伍。目前需要探索并解決的問題是，在當前的大環境下，如何滿足這支隊伍順利運作的條件？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甚至不遜于一種新藥或新械的研制。
   3、生物恐怖的應對生物戰爭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已進行過，由于受到公眾和許多國家的強烈反對，僅有少數國家仍在研制并偶爾使用生物武器。2001年美國“9.11”事件之后，由生物戰爭衍生的生物恐怖成為人們不得不重視的現實問題。應對生物恐怖比反擊生物戰爭更加困難。因為，生物戰爭是在兩國或兩軍之間進行的，邊界分明，較易察覺和控制；生物恐怖則不然，襲擊者與被襲擊者緊密接觸，更難發現與防范。尤其當襲擊者以自殺方式進攻時，應對難度更大。
    就目前所知，可用作生物戰劑者既有致病微生物，如鼠疫、天花、霍亂、炭疽等的病原，又有微生物產生的毒素，如肉毒病毒，還有攜帶致病微生物的節肢動物，如蚊、蠅、蚤、虱、蜱、蜘蛛等；較少用鼠類，但確曾有使用記錄。因此，消滅鼠類也是應對生物恐怖的一個方面。至于應對的具體技術，雖然和常規方法基本一致，但針對生物恐怖的特殊性，其選擇和應用有顯著差別，工作重點不盡相同。
   其一，摸清本底，定期監測：掌握當地嚙齒動物的種類、分布、數量變動和活動規律，有助于從質的方面及時發現異常。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黑龍江省甘南縣空投的田鼠，就被我方從種類和出現季節反常等方面，被迅速確定為外來種。由于在每一個地區，種群組成有正常波動，而密度升降更大，調查不能一勞永逸，必須定期監測，掌握動態，才能及時準確地發現異常并采取對策。檢測內容還應包括鼠類對常用鼠藥的敏感性，為及時處理異常作好準備。
    其二，提高警惕，及時應對：敵方用于襲擊的鼠類，既可能是外來種類，更可能是當地早已有。因此，應當結合當時的政治、社會動態，提高警惕，盡早發現異常情況，立即采取措施。同時，為了盡快消除生物戰劑的危害，應選用作用快，效果好，有強制性的措施。如，選用作用快的鼠藥或熏蒸劑。在成本方面可放寬標準；由于正值非常時期，可采用適度的強制措施，故也可慎用對人、畜有一定毒性但效果好的藥物。當然，是否可選用未獲登記的藥物，必需事先定出預案，經有關方面認可。
   其三，提高技術，貯備藥械：建立素質好、技術高、反應快的技術骨干隊伍，定期培訓，更新知識。同時，根據本地條件，貯備應急藥械并及時檢修更換，保持良好狀態。應事先預計生物恐怖發生時可能出現的困難，如鼠類抗藥，活動規律和生態特點反常等，并一一定出應對預案。必須強調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對動物分類重視不夠，加上其他因素，致使不少地區縣有分類能力的人員斷檔，在職者對當地鼠類只能分辨常見種。這種狀態亟待改變。應將培養分類人才作為技術貯備的一項重要內容。
    生物恐怖的危害性不僅限于直接傷害，由其引發的心理恐慌不容忽視。必須居安思危，做好應對準備。
4、提高技術
    較大規模的害鼠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是組織和管理工作的嚴密。之后，才是技術方法科學。與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主流相比，害鼠治理技術明顯滯后，近10年以至近20年來進展緩慢。這主要是因為，相關技術不是科技發展的生長點，沒有占據前沿位置。它的發展有賴于相鄰學科的滲透與帶動。另一方面，鼠害雖重，但分散在較大面積上，處理小的局部不可能投入過多。
  目前，在技術方面值得一提的有：
    4.1 沙門氏菌用于滅鼠：某些沙門氏菌用于滅鼠已有100余年的歷史。其中，有的菌株如Salmonella enterica使用較多。不同學者分離和使用的菌株雖然名稱和性質有所不同，但均歸同一科、屬。有意義的是，雖然經歷1個多世紀，此類細菌的應用既未大面積推廣，也未被淘汰。關于它們的效果和安全性，一直存在著顯著不同的觀點和態度。在否定一方，早在20世紀30年代，考慮到實際效果和安全性，美國亮出紅燈；30年代在德國，60年代在英國均出于同樣原因相繼禁用。1967年，世界衛生組織專家認為，由于公共衛生問題，不推薦使用。在前蘇聯則兩種觀點并存：防疫部門拒絕，植保系統推薦，并將菌種擴散到國外。迄今仍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推廣。說明書宣稱，此菌株對人不具致病力。推到國際市場的商品名“生物貓（Biorat）”，除沙門氏菌外還含殺鼠靈0.025％。2004年6月，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 Painter JA發表了題為“沙門氏菌鼠藥與公共衛生”的綜述，主要根據兩篇發表在柳葉刀（Lancet）上的文章，認為該商品確實存在著安全隱患。鑒于單用0.025％殺鼠靈配制的毒餌，若合理使用已可收到良好的效果，與沙門氏菌合用似乎畫蛇添足，反倒顯得沙門氏菌底氣不足。綜觀兩方意見，一旦此類產品進入我國，使用時似應特別注意安全。   
    4.2 不育技術：利用不育劑控制害鼠密度的論點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己經出現。從理論上說，用藥后形成的不育個體，可以起到占位和穩定作用。同時還會繼續消耗資源，保持原來鼠群的緊張狀態，抑制種群的繁殖；因此，遠期效果將超過將鼠毒死的鼠藥。但在實踐過程中，由于很難找到適口性好、作用強的不育劑，遠遠達不到預期效果，以致這方面探討陷入低谷。在20世紀90年代，人類計劃生育研究中出現的免疫不育技術，為鼠類不育劑的研究帶來了一線曙光。所謂免疫不育技術，是指將鼠類的多肽或蛋白類調控激素，與具有免疫活性的片段或其他外源性大分子物質結合，成為抗原。注射到鼠體后，誘發機體產生破壞自身生殖調控激素的抗體，達到阻斷生育的目的。此類從破壞或干擾生殖調控激素的角度尋找控制鼠類繁殖的技術，有較廣闊的發展余地。從理論上說，有可能開發出既不影響性激素水平和性活動能力，特異性又很強，對非靶動物安全的品種。隨著基因重組技術的進步，有可能通過引入不育基因以控制鼠類的繁殖。目前，不育疫苗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解決制餌工序。不育疫苗主要成分是蛋白質，易被許多蛋白酶降解或破壞，必須制成特殊藥餌才能保證其在達到小腸上的免疫系統之前保持效價；二是解決長效問題。即足量一次服藥之后，終生有效。長期服藥是不可能的。總之，目標明確，路途漫長。   
   4.3 新型鼠夾：鼠夾是歷史悠久但長用不衰的捕鼠工具，優點較多，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針對半個世紀以來鼠夾結構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人加以改進并因此取得專利。改進并不復雜，針對過去鼠夾在放時較難恰倒好處，非“老”即“嫩”的缺點，在別棍插入孔后留有堵頭，以阻止別棍進入過深，避免了過去怕打手而支夾太“老”, 不易擊發現象的產生。此一改進使鼠夾的支放更快捷，更規范。此后，有的設計者另辟蹊徑，徹底改變原有的擊發系統，使之既規范又安全，不僅利于群眾使用，而且可減少因人而異的支放誤差，調查結果更加準確（參見附圖）。相信在降低價格后，此型鼠夾可能得到認可和推廣。                                                                                                                           4.4 鼠藥的合理使用：開發新鼠藥難度很大，成本過高，以致較長時間里未見實用價值較高的新藥問世。估計在今后一段時間里仍將如此。不過，在改進現有鼠藥的用法方面潛力很大。包括清除雜質，加入佐料，以提高適口性；設計適合不同環境、條件的劑型和投放方法等。神奇的引誘劑雖不存在，但提高適口性大有余地。墨守成規和壟斷都會扼殺進步，公平競爭才能精益求精。無論是化學藥物，還是祖傳秘方、中草藥物都需要按相同的規章辦事。相信通過大家的努力，害鼠治理工作一定能夠越做越好。